中外智库齐关注
发布时间:2016-3-23 来源:光明日报   阅读次数:200
3月19日,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6经济峰会上,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军扩,美国兰德公司总裁、首席执行官迈克尔·里奇,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,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亚当·博森,查塔姆研究所所长罗宾·尼布雷特等就“现代国家治理中的智库”展开对话,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主持会议。

  

智库发展需要怎样的外部环境?

  

推进智库发展,需要体制、政策保障。张军扩认为:“社会需求是智库发展的重要土壤。要进一步推进决策科学化、民主化,建立政府决策与智库咨询的常态化、制度化联系,从制度上保障社会对智库的需求。要为各类智库的发展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,实现优胜劣汰。”

  

他进一步指出,“智库发展需要相对宽松的社会舆论环境。要从思想观念上改变长期以来存在的重理轻文、重硬轻软倾向;进一步贯彻‘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’方针,鼓励深入实际的调查研究,鼓励实事求是、说真话。”

  

他认为,“缺乏必要的信息、数据资料,是当前制约智库研究的最大因素之一。要建立充分有效的信息、数据发布和披露制度,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基础上,按照负面清单原则,进一步推进政务工作公开化、透明化。最重要的是建立与智库发展内在要求相适应的管理体制,特别是要进行人才、经费、内部管理和外事管理四个方面的改革。”

  

智库发展存在的误区

  

郑永年认为,智库发展容易陷入9种“廉价的方法论”误区,从而无法生产出有效知识。“一是知识道德化,不关注政策的可行性,而是重在抢占道德制高点;二是知识权力化,研究工作主要是论证权力执掌者的话语;三是知识金钱化,研究工作以追求物质收益为目标;四是知识名誉化,研究工作以追求批示为目标;五是知识神秘化,将无法解释的问题理解为外部阴谋;六是世俗主义宗教化,影响政策研究;七是社会问题政治化,将个别现象上升到政治高度,影响对大局的判断;八是知识娱乐化,过度依赖社交媒体使人们难以理性思考;九是知识虚假化,说真话应该是智库研究的首义,追求影响力在其次。”

  

李扬就中国智库的具体情形向郑永年作了回应:“中国官方智库发挥作用的渠道和国外不同。以中国社科院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为例,常年有专家参与中共中央、国务院的文件起草工作,包括‘十三五’规划、政府工作报告等。在研究工作对应的国家部门,我们也能够事先参与其重要政策的讨论,将自己的研究成果转化为部门政策。党中央、国务院、全国人大也都有固定的学习讲课制度,智库专家可以作为授课教师,直接把观点表达出来。”

  

国际经验与未来趋势

  

“智库研究是途径,最终目的是支持科学决策。”这是美国兰德公司的自我定位。迈克尔·里奇介绍说,兰德公司所做的大部分研究项目都是由政府委托的,他们为各级政府提供服务,包括数据收集与分析、绩效衡量与政策建议、能力建设等。兰德公司在50个国家开展业务,发现了共同的趋势,即政府的政策越来越复杂,需要花费更多时间研究,但社会大众对于政策分析及时性的需求也越来越高。

  

亚当·博森与众人分享了自己的经验。彼得森是一家专业性智库,规模小,研究范围和方向具有针对性。研究所要求研究人员实事求是,吸引了大量受过专业学术训练的人才。他认为,“美国政界在大选年的政策讨论,往往都是感情用事,不管事实。智库在政策研究中需要理想主义精神,信奉高质量的思想,而不是期待别人的附和与支持。”

  

罗宾·尼布雷特表达了对美国智库“旋转门”制度的担忧:“在美国的‘旋转门’制度下,智库与政府之间的人员可以互相流动,这使得政策研究更为深入,研究成果也能够得到有力推进。但是,双方之间这种渗透有时太过深入,会导致这些人员在现职中顾虑到自己以前或者未来的工作,更多地选择有利于自身利益的研究项目与成果。”